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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1/3)

他说：“很少，几乎没有。

” 老人的内心，比我还悲观。

写作组系统的另一位老人比他乐观，那就是老资格的哲学家姜丕之先生。

姜先生作为老干部也翻阅过揭发我的材料，一天在一个弄堂口拉住我，说：“相信我，你没有任何问题。

”说着他举起了有伤痕的右手大拇指：“解放战争时我在山东老区受到审查，拴着大拇指吊在梁上。

后来事情清楚了，我用这只手写黑格尔《小逻辑》阐释。

” 相比之下，一些没有太多运动经历的年轻人勇敢多了。

有一次在食堂排队，我前面隔着一个人恰懊是那个镶金牙齿的揭发者，他正在与另一位清查组成员谈话，边上突然冲过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在我身边站定，憋红了脸大声对我嚷嚷：『别怕，余秋雨！我已经知道真相，「文革」结束了，看他们还能胡闹多久！” 她的声音如此之响，使整个食堂一时为之寂然。

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她叫赵锦绣，不知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

其实赵锦绣我是认识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正好又被关进了上海虹桥医院的肝炎隔离病区，她也在。

记得那天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哀乐后，病区里各种职业的病人哭成一团，包括一些没有文化的环卫工人在内。

因为在当时很多中国人心目中，表情温和的周恩来的离去，是中国最后一个希望的离去。

我记得当天验血，不少病人连GPT指数都上升了，一个姓吴的hushi拿着一迭验血单一边翻阅一边擦泪。

我当时想，这些病人和hushi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却那么急切地在每一个政治老人身上搜寻着任何一点希望，中国人真是可爱又可怜。

这时突然传达通知，上海严禁各单位的一切悼念活动。

我、赵锦绣，还有静安区一位叫赵纪锁的老干部，三人听了传达后只说了一句“我们是病人，怕什么”，便立即在病区底楼的一个仓库里布置灵堂，组织全病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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