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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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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会儿才拍了一张照片。

    直到一个女孩子出现在镜头里,一分钟的时间,他连着拍了好几张。

     费霓骑车的时候始终和车座保持一段距离,晚风钻进她的后脖领子,白衬衫鼓胀起来。

    她穿短袖白衬衫配工装裤,典型的工厂女工打扮,脚上是回力白球鞋,很白,不是新鞋的白,而是刷了好多次的那种蔫儿白。

     她停了车,打眼就看见了方穆扬。

    他也穿一件白衬衫,最上面的两颗扣子开着,衬衫是长袖的,袖子卷到手肘,通常像他这种卷法,都会有一块全钢手表,上海牌的,但他没有手表,只有结实的小臂,手持照相机,冲着她笑,介于宽厚和无赖之间的那种笑。

    费霓也对他笑笑,方穆扬的相机拍下了这一幕。

    费霓低头锁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网兜,网兜里盛着西瓜。

     方穆扬走近费霓,费霓的五官在他眼里越发清晰。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展开递给费霓,“你给我的海棠花开得很好,没相机,我就画了下来,让你看看。

    ” 方穆扬本来是用铅笔画画,有画中人要求给画上色,特意买了颜料给他。

    于是这副海棠也有了颜色。

     费霓从画里看出了方穆扬画这张画时的天气,以及方穆扬的浇水方式,因为画上的海棠叶子上有水珠,好像随时要滑下来。

    她让方穆扬浇花的时候不要从花上往下倒。

     “你怎么知道的?” “你的画告诉我的。

    这些年你一直在画画吧。

    ” 费霓记得有一年方穆扬画画得了大奖,他的姥姥还请同学去家里做客。

    方穆扬动不动以自己太姥爷是捡破烂的自居,到了他外祖母家费霓才发现局部的事实和真相有时真是天壤之别。

    方穆扬的姥姥自己住一幢小洋楼,她的儿子们在国外定居,唯一的女儿――也就是方穆扬的母亲,嫌她是一个不事生产靠吃定息生活的资产阶级,很少同她来往。

     方穆扬长在红旗下,一出生资本家就已经慈眉善目起来,至少表面上是,他并未亲眼见证过资本家对普罗大众的压迫,所以也无法对他们产生刻骨的仇恨,只把他们当作可以团结的对象,所以他经常到自己外祖母家玩儿。

     虽然时代变了,他的姥姥也俭省起来,但这种节俭只不过是把家里花匠辞了,由男佣兼任,花园里的玫瑰一样开得烂漫,德国车一样的坐,咖啡一样的喝,最新唱片一样的听,家里布置一样的讲究,最不讲究的就是把齐白石的画和外孙的涂鸦挂在一起。

     后来方穆扬的姥姥去世,房子留给了他,姥姥头七没过房子就被他母亲捐了出去,如今也不知道房主变成了谁。

    去年,费霓骑车经过那个院子,眼睛顺着铁门里的缝瞥过去,哪里还有玫瑰,蜜蜂落在黄瓜花上,已是另一番风景。

     “以前我也会画画吗?” 方穆扬问得随意,费霓听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还没想起来,是她误会了。

    费霓看着画想,肌肉记忆比什么深刻,他没恢复记忆,却恢复了画画的能力。

    她抬头看他,这人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心,又想他这样也没可伤心的,烦心事儿都忘了,每天有吃有喝能画画,还能有余钱给人照相四处溜达。

    都记起来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方穆扬见费霓一直盯着画看,觉得她是真喜欢,很慷慨地表示:“我反正天天能看见真花,这画你留着吧。

    你要喜欢,我再给你画一副。

    ” 费霓的思绪这才从画里拔出来,“你怎么下来了?” “你们家人太多,我怕你看不到我。

    ” 费霓忍不住笑:“你这么大个子,我怎么会看不到你?” “你看周围这么多人,但我拍照的时候只能看到你一个,其他人都是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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