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
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
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
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
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
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
“滚出去！”
我们立刻逃之夭夭。
然后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
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二○○五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二十九个。
这都是我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
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
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
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
“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
”
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
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
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地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
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
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
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
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
先来说一说这个真实的记忆。
“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地枯燥和压抑。
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
当时所有的审判都是通过公判大会来完成的。
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间，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等等。
在犯人的两旁一字排开陪斗的地主和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
犯人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后就是判决词。
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场上进行。
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
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冗长乏味，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得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
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
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声音响过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上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其气势既庄严又吓人。
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压压地涌向海边。
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
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的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
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
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
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
当公判大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