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巨幅画像。
媒体欣喜地报道：四位领导人首次聚首天安门广场。
我们的媒体发出了千篇一律的颂扬和自豪之声：祖国强大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与此同时，官方网站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出现了另外的声音。
有人建议，在游行的方队里，应该增加失业大军方队和贪官方队。
有人感叹：“生活艰难啊！穷人是没有节日的。
”还有人向祖国倾诉：“祖国啊，让我们说声爱您不容易！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冤屈想向您诉说。
我们的生活过得不如意，我们的自尊受到的伤害太多。
”
也有很多网民表达了对祖国的祝福。
面对网上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人幽默地建议，应该有一个网民方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这个方队分成左右两部分。
左半部由左派网友组成，一律用左脚踢正步，右脚走齐步；右半部由右派网友组成，一律用右脚踢正步，左脚走齐步。
为了表示鲜明的立场，左右两派网友皆不摆动手臂。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这个方阵左右两部分的交界处由防暴警察手持透明防暴盾牌进行分割。
尽管如此，仍不时有两边的网友朝对方互吐口水”
星期五，十月二日
油漆的气味出现了，是从卫生间的排风口渗透进来的。
然后我意识到，今天楼上没有发出响声。
我心想，正常的生活终于要回来了。
录像带电影
可能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某一天，那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从北京东部的十里堡来到西部的双榆树，挤进狭窄和慢速的电梯，然后用手指的关节敲响吴滨的家门。
当时吴滨刚刚发表了一组《城市独白》的小说，意气风发地和王朔他们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马的影视创作公司。
现在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当时转了几次公交车，忘记了是在秋天里还是在冬天里从东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记得自己是独自一人，还记得自己那时留着胡须，而且头发遮掩了耳朵。
我坐在并不比电梯宽敞多少的客厅里，从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记了和吴滨刘霞说了什么话，也忘记了这对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妇请我吃了什么，我只记得中间看了一部让我铭心刻骨的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
这是我有关八十年代美好记忆的开始，录像带电影美化了我此后两年的生活。
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去朱伟在白家庄的家，当时朱伟是《人民文学》的著名编辑，后来他去三联书店先后主编了《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
白家庄距离鲁迅文学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认识朱伟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去遥远的双榆树欣赏录像带电影了。
我曾经在街上遇到刘霞，她问我为什么不去看望她和吴滨了，我说太远了。
然后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刘霞的回答和我一样，也说太远了。
那时候我住在鲁迅文学院的四楼，电话就在楼梯旁，朱伟打来电话时经常是这样一句话：“有好片子。
”这时候他的声音总是神秘和兴奋。
到了晚上，我就和朱伟盘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伟将白天借来的电影录像带塞进录像机以后，我们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见到了心仪的明星一样盯着电视屏幕，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我和朱伟是当时录像带电影的绝对粉丝。
我们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现代主义的影片。
这些电影被不断转录以后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电影还没有翻译，我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模糊的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
我们仍然全神贯注，猜测着里面的情节，对某些画面赞叹不已。
我还记得，当我们看到电影里的一个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发上，看着自己和一个女人做爱时，我们会喊叫：“牛！”看到电影里一些人正在激烈地枪战，另一些人却是若无其事地散步和安静地坐在椅子里看书时，我们会喊叫：“牛！”当格非来到北京时，盘腿坐在朱伟家地毯上看录像带电影就是三个人了，喊叫“牛”的也是三个人了。
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苏童，那是八九年底的时候，朱伟打电话给我，说苏童来了。
我记得自己走进朱伟家时，苏童立刻从沙发里站起来，生机勃勃地伸出了他的手。
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苏童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提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他说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感觉是他们街上的孩子来了。
回想起来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我和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