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让我们面对历史的创伤，在追思和慰灵的小路上无声地行走。
在这个意义上说，哈金写下了他自己的安魂曲，也写下了我们共同的安魂曲。
哈金早已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了。
他出生于辽宁，在“文革”中长大，当过兵，一九八一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一九八四年获得山东大学北美文学硕士学位，一九八五年留学美国，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出国留学生。
这一代留学生拿着为数不多的奖学金，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糊口，还要从牙缝里省下钱来寄回国内。
哈金可能更加艰苦，因为他学习打工之余还要写作，而且是用英语写作。
他对待写作精益求精，一部小说会修改四十多次，这部《南京安魂曲》也修改了这么多次。
我拿到这部书稿时，《南京安魂曲》的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
我心想，哈金又在啃别人啃不动的题材了。
虽然我已经熟悉他的写作，虽然我在他此前的小说里已经领略了他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我仍然满怀敬意。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无法愈合的创伤。
侵华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陷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在大屠杀中有三十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在这简单的词汇和数字的背后，有着巨浪滔天似的鲜血和泪水，多少凄惨哀号，多少生离死别，多少活生生的个体在毁灭、耻辱、痛苦和恐惧里沉浮，仿佛是纷纷扬扬的雪花那样数不胜数，每一片雪花都是一个悲剧。
要将如此宏大而又惨烈的悲剧叙述出来，是一次艰巨的写作。
而且对于文学来说，光有宏大场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叙述出这样的场景里那些个体的纷繁复杂。
哈金一如既往地出色，他在看似庞杂无序的事件和人物里，为我们开辟出了一条清晰的叙述之路，同时又写出了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
《南京安魂曲》有着纪录片般的真实感，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苦难中的人生纷至沓来。
哈金的叙述也像纪录片的镜头一样诚实可靠，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他的写作从来不会借助花哨的形式来掩饰什么，他的写作常常朴实得不像是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具有了特别的力量。
金陵女子学院是哈金叙述的支点，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在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成为难民救济所。
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少数成年男子在这里开始了噩梦般的经历，日军在南京城的强奸杀戮也在这里展开，而中国难民之间的友情和猜忌、互助和冲突也同时展开。
这就是哈金，他的故事总是在单纯里展现出复杂。
《南京安魂曲》有着惨不忍睹的情景，也有温暖感人的细节；有友爱、信任和正义之举，也有自私、中伤和嫉妒之情在巨大的悲剧面前，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丑陋都在不断放大，有时候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放大。
这部作品的宏大远远超出它所拥有的篇幅，想要在此作出简要的介绍是不可能的，也许可以简要地介绍一下作品中的人物，那也是捉襟见肘的工作。
明妮·魏德林，作为战时金陵女子学院的临时负责人，是故事的主角，这是一位无私的女性，她勇敢而执着，竭尽全力与日军抗争，努力保护所有的难民，可是最后遭受了妒忌和诽谤。
故事的讲述者安玲，她的儿子战前去日本留学，娶了一位善良的日本女子，战争期间被迫入伍来到中国，作为日军战地医院的医生，这位反战的正直青年最后被游击队以汉奸处死。
安玲在战后出席东京审判时与自己的日本儿媳和孙子相见不敢相认的情景令人感伤。
而感伤之后是感叹：人世间的可怕不只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命运的无情冷酷，而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是人和人制造出来的。
一个作家的力量
我很欣赏美国笔会在授予《等待》二○○○年福克纳小说奖时，对哈金的赞誉：“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
二○○三年初春的时候，我在北京国林风书店买到了《等待》，然后又见了几个朋友，回家时已是深夜，我翻开了这部著名的小说，打算读上一两页，了解一下哈金的叙述风格就睡觉。
没想到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时已经是晨光初现，然后我陷入到冥思苦想之中。
我惊讶哈金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
哈金的写作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段叙述都是扎扎实实。
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那些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这种无力的写作至今风行，被推崇为写作的灵气。
作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和勇气的。
有位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说，最优秀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哈金一步一个脚印的写作证明了同样的道理，最优秀的作家不是最聪明的人。
这个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中国人，当过兵，念过大学，二十九岁时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的大学，这是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中国学子选择的康庄大道。
可是用英语写作，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开始了。
毕竟哈金去美国时不是一个孩子，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带着深深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异国他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故乡的悲喜交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哈金做到了，他每一部英语小说都要修改二十多遍，有的甚至修改四十多遍，这样的修改并不是针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针对英语用词的分寸把握。
美国是一个很多方面十分规矩的国家，作为著名的波士顿大学英语文学写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请教用词，更不能向他的学生请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她的英语表达能力远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语写作时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只能自己苦苦摸索。
我可以想象这样的困难，尤其是刚开始使用英语写作时的困难，几十次地去辨认那些没有十足把握的词汇简直要命，哈金没有因此进入疯人院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竟然还能让他始终保持强大的写作力。
或许正是强大的写作力在酬谢哈金的写作毅力的同时，也让他大脑里的方向盘没有出现故障。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写出来的英文让一些纯种美国人都赞叹不已。
（几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教授告诉我，哈金说英文时还有一些中国人的腔调，可是写出来的英文十分地道十分出色。
）而我，一个中国人，读到自己同胞的小说时，却是一部翻译小说。
可是这部名叫《等待》的翻译小说，让我如此接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近到几乎粘贴在一起了。
很多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甚至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为什么总让我觉得远离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当我读到了太多隔靴搔痒的中国故事之后，远离中国的哈金却让我读到了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