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点头，“我已经成年，可以一个人走。
”
然后，父亲又道：“如果那一边也只想听到故事里的一部分，你怎么办？”
他顿了顿才答：“不管怎么说，我想看看那边的事。
而且，我相信世界不会一直都是这样的。
”
那一幅铁幕不会永远横亘在大洋上。
一阵沉默之后，母亲才开口：“从前有人对我说过，战争是过眼烟云，只有他写的东西才是永恒。
”
“那人写的什么？”他问。
母亲一笑，没有回答。
1956年的夏天，他上了从旧金山开往夏威夷的邮轮，到了那里之后，再搭船去新加坡。
他旅费充足，却还是找了个随船的工作，一路打着工下了南洋。
他给母亲拍去电报，母亲回电说，自己也曾在货轮上帮过厨，那时也是跟他一样的年纪。
船到码头，有一位鲍德温先生来接他，是父亲从前合伙人的儿子，已经混得如当地人一样。
鲍德温为他联系了一个华侨团体，他将会跟着他们一起返回中国大陆。
那一年的八月末，他在新加坡登上了一艘名叫芝莲嘉的荷兰邮轮，船上几乎都是归国的马来西亚华侨。
起航之后，船继续往南，穿越赤道，先朝西走，经停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加里曼丹，再北上到菲律宾的棉兰和吕宋岛。
船上的归侨越来越多，绝大多数都是像他这样的年轻学生。
夜里船舱闷热，只要天气晴朗，大家都喜欢睡在甲板上。
远远近近，有人打乡谈聊天，或者唱着他听不懂的歌谣，他望着星空倒是又想起那座面朝海滩与松林的房子来，以及房子里他的双亲。
在南洋各大港口之间穿行了半个月之后，船在马尼拉停了最后一站，他在那里给旧金山寄去一封信报平安，而后直航广州。
下了船之后，他向侨办申请原籍安置，又给吴先生写去一封信。
等一连串手续走下来，回到上海，已经是那一年的深秋。
侨办干部送他到毕勋路，这时已经改了名字，叫汾阳路，但那两座并立的小楼还在原处，院子里母亲种下的紫玉兰已经长到了二楼的窗口。
他在路口停下脚步，旁边恰好有一辆公共汽车经过，车门玻璃上映出他的影子。
他简直认不得自己了，头发在华侨农场里剪得极短，个子又高了些，皮肤晒黑了，面孔与身型都有了男人的轮廓。
他忽然想起吴沁，这时候的她应该有十五岁了。
六年过去，不知变了多少。
他觉得肯定认不得她了，也很怀疑她会不会还认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