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很多被禁止的外国小说重新出版，但是数量有限，我拿到《罪与罚》的时候，只有两天阅读的时间，然后接力棒似的交给下一位朋友。
我夜以继日地读完了《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像是轰炸机一样向我的思绪和情感扔下了一堆炸弹，把二十岁的我炸得晕头转向。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太强烈了，小说一开始就进入了叙述的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结束。
这是什么样的阅读感受？打个比方，正常的心跳应该是每分钟六十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的心跳变成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
这一百二十次的每分钟心跳不是一会儿就过去了，而是持续了两天。
谢天谢地，我有一颗大心脏，我活过来了。
我当时太年轻，承受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强度的叙述轰炸，此后几年里我不敢再读他的作品。
可是那种持续不断的阅读高潮又在时刻诱惑着我，让我既盼望陀式叙述高潮又恐惧陀式叙述高潮。
那段时间我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时都觉得味道清淡，如同是尝过海洛因之后再去吸食大麻，心想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没感觉？
这时候茨威格走过来了，对我说：“嗨，小子，尝尝我的速效强心丸。
”
我一口气读了他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的叙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套路，上来就给我叙述的高潮，而且持续到最后。
他向我扔了一堆手榴弹，我每分钟的心跳在八十次到九十次之间，茨威格让我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激动，同时又没有生命危险。
那段时间我阅读了翻译成中文的茨威格的所有作品，他的速效强心药很适合我当时的身心和口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茨威格是截然不同的两位作家，但是他们的叙述都是我称之为的强力叙述。
为什么我说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看看他们的作品篇幅就知道了，那是大衣和衬衣的区别。
更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是社会中的人，茨威格描写的是人群中的人。
我当时之所以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对茨威格倍感亲切，可能是茨威格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叙述中那些社会里黑压压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情景。
茨威格十分纯粹地描写了人的境遇和人生的不可知，让我时时感同身受。
当我度过了茨威格的阅读过程之后（另一方面我在社会上也摸爬滚打了几年），再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的心跳不再是每分钟一百二十次了，差不多可以控制在八十次到九十次之间。
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茨威格是一个很高的台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更高的台阶。
我当时年轻无知，直接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结果发现自己有恐高症。
我灰溜溜地爬了下来，刚好是茨威格的台阶。
我在习惯茨威格之后，再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时，发现自己的恐高症已经治愈。
大仲马的两部巨著
要我为读者推荐几本书，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国的大仲马，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插图本的《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
前者六十三万字，定价三十元；后者一百万字，定价四十元，价廉物美。
《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是大仲马的伟大作品，我是二十来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它们的，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当时我不吃不喝不睡，几乎是疯狂地读完了这两部巨著，然后大病初愈似的有气无力了一个月。
这是我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书，去年我儿子十一岁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了，我首先为他选择的就是《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
我儿子读完大仲马的这两部巨著后，满脸惊讶地告诉我：原来还有比《哈里·波特》更好的小说。
今年八月在上海时，李小林告诉我，她十岁的时候，巴金最先让她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是大仲马的这两部小说。
很多人对大仲马议论纷纷，他的作品引人入胜，于是就有人把他说成了通俗小说作家。
难道让人读不下去的作品才是文学吗？其实大仲马的故事是简单的，让读者激动昂扬的是他叙述时的磅礴气势，还有他刻画细部时的精确和迷人的张力。
克林顿还在当美国总统时，有一次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白宫做客，在座的作家还有富恩特斯和斯泰伦。
酒足饭饱之后，克林顿想知道在座的每位作家最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答是《基度山伯爵》。
为什么？马尔克斯说《基度山伯爵》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最伟大的小说。
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年轻水手被打入伊夫城堡的地牢，十五年以后出来时居然懂得了物理、数学、高级金融、天文学、三种死的语言和七种活的语言。
我一直以为进入外国经典文学最好是先从大仲马开始，阅读的耐心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大仲马太吸引人了，应该从他开始，然后是狄更斯他们，然后就进入了比森林还要茂密宽广的文学世界，这时候的读者已经有耐心去应付形形色色的阅读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让我意识到，大仲马的这两部巨著不仅仅是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之书，也是一个读者垂暮之年对经典文学阅读时的闭门之书。
关键词：日常生活
如果关于我的写作应该有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个词就是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貌似平淡和琐碎，其实丰富宽广和激动人心，而且包罗万象。
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都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比方说，今天很多中国人喜欢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留念，这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的内容。
这样的举动不仅包含了奥林匹克，也包含了当代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因为鸟巢和水立方已经是今天中国的象征。
同时，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举动也勾起了我遥远的隐私。
“文革”时期我正值少年，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小镇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前往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留影，这几乎是我少年时代最为强烈的情感和最为冲动的欲望，可是这样的愿望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过于奢侈，我只能在小镇的照相馆里，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布景前拍下一张照片，仿佛我真的到过天安门广场了，遗憾的是照片上的天安门广场空空荡荡，只有独自一人的我，这是在布景前照相的唯一瑕疵。
当今天很多中国人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时，我与一些同龄的朋友们说起自己这张旧照，才知道他们也都有一张站在天安门广场布景前的照片。
我们感慨不已，沉浸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这就是我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