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月的纽约，铅灰低压。
赵嘉从34街herald
square地铁站出来，顺着扶梯缓缓上升，视线被四周的电子广告牌与一张张神色紧绷的脸填满。
她钻进街角的风里，风不大却夹着哈德逊河边特有的湿冷，穿透围巾，冻得她指骨泛白。
手里的咖啡杯还冒着热气，像是在为她未曾发出的叹息提供一点补偿。
她低头啜了一口，苦涩中泛着榛果糖浆的甜腻，却没能驱散脑袋里的疲倦。
街道宽阔却拥挤，天色像幕布一样压低，高楼林立的玻璃幕墙倒映出城市的冰冷轮廓。
行人脚步飞快，自律而焦躁。
报摊前挤着戴airpods、身穿羊毛大衣的职员，人人神情里都写着下一场电话会议还有叁分钟的急迫。
赵嘉停在人行横道前等待红灯。
纽约的红绿灯节奏干脆决绝，仿佛专为这些以分钟为计时单位的billing
machine设置。
她趁着短暂的间隙翻看手机，满屏邮件、协作系统的提醒接踵而来，通知栏闪烁跳动，像在无声喊话你已经超载。
信号灯变绿，她随着人流穿过街口，一辆黄色出租车在身后急促地按了下喇叭，催促那些还未完全走过斑马线的行人。
公司所在写字楼就在对街，深灰色幕墙外立面冷峻反光，每天吸纳着无数疲惫焦虑的年轻律师。
一楼大厅里安保例行检查她的工卡，她拎着装满文件和笔电的真皮公文包，踏进上升的电梯——今天和昨天一样，昨天和前天一样，每天都一样。
下班后，她回到曼哈顿下城south
end
avenue的高层公寓。
那是一套面朝哈德逊河的复式住宅，落地窗前就是自由女神和远处低垂的世贸中心灯光。
她两年前买下这套公寓，价格足够让国内亲戚倒吸一口气。
但签约当天她面无波澜，像是买一张地铁票。
室内是标准北欧风，冷色灯光、极简家具，墙上挂着抽象画，窗外城市灯火流转映在河面。
干净得像样板间，像没人真正住过的地方。
厨房里总有新鲜食材，却常常来不及开火；沙发柔软，电视高清，却几乎没被打开过；玄关柜上整齐摆着一排香薰蜡烛，每一支都点燃过一次，便再无续光。
她脱下风衣，挂好；踢掉鞋，走进客厅，一切静默得只有脚步声落在地板上的声响。
她把包放下，手机放到magsafe底座。
窗外的纽约夜色静而绵密，如她此刻的内心。
她确实拥有了一切。
只是，有时看着城市灯光横流，她会觉得这间整洁昂贵的公寓里，缺了点人声，缺了点生活的温度。
还在清华念本科的时候，赵嘉无数次幻想过她的纽约生活。
那时她住在四环边上略显拥挤的宿舍里，冬天暖气忽冷忽热，深夜图书馆闭馆回来的路上，风能把围巾吹成结。
但她不在意，一边啃着冷掉的叁明治一边看《欲望都市》，曼哈顿的夜色、第五大道的橱窗、中央公园的秋叶，每一帧都像是未来的邀约。
纽约叫做“大苹果”，像是某种努力到尽头才能摘下的奖赏。
它在她的想象里，是霓虹闪烁的希望，是摩天大楼下西装革履的自信人生。
她憧憬在高楼林立的写字楼里辩论案件，午休时在街角咖啡店快速翻阅判例，下班后和同事在屋顶酒吧远眺哈德逊河畔灯火。
那时的她相信，纽约是属于那些清醒而强大的人的城市，她也必将成为其中之一。
后来她真的来了纽约。
可如今，门后的纽约是另外一种模样。
高楼依旧，街道依旧，哈德逊河的风依旧冰冷。
只是她终于明白，这颗“大苹果”，咬下去的第一口或许是甜的，但更多时候，是一口接一口的疲惫与硬核现实。
她确实拥有了一切——房子、职位、尊重、薪酬，还有一个华人梦想的履历。
但这些光鲜背后，她也好像失去了什么。
她坐在这间干净得像样板间的客厅里，望着窗外城市的灯火流转，忽然有点怀念起那个在寝室里翻字幕、吃泡面、做梦都在幻想纽约的女孩。
有点怀念起那个偷偷卖掉周行砚送的包，只为留学的女孩。
周行砚......望着曼哈顿的天际线，赵嘉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清晨，她坐回办公桌，扫一眼日程表与便签：
上午10点：review叁边基金结构合规方案，重点核对开曼主基金与香港管理人之间的协议安排，比对delaware与加州对境外控股架构的税务申报要求。
下午1点：与加州lp开zoom会，汇报境外spv结构与合伙人安排，准备叁页备忘录与答疑ppt，解释美港税务与监管差异。
晚上9点前：提交修订版结构草案，整合港美两地团队反馈，补充开曼fatca/crs尽调义务相关内容。
桌上堆着厚厚的尽职调查报告、证券交易记录、sec函件、附着便签的法条注释。
她昨夜通宵读完资料，凌晨叁点才靠在椅背小憩。
睡眠短浅，梦境未完：
那孩子站在红砖院子的树下，领子歪着，睁大眼望着她，嘴角轻扬：“妈咪，你认得我吗？”
赵嘉惊醒时额头发凉，手脚冰冷，办公室只有座椅吱呀响。
她用冷水洗脸，把梦境埋进那堆尚未审阅完的合规报告背后。
有人走过她工位，熟悉的chanel
chance香水味在空中一闪而过。
实习生端着凉了的星巴克靠过来：“jia,
could
you
review
this
sec
disclosure
memo?
opposing
counsel
is
chasing
us
think”
赵嘉头都没抬，只淡淡道：“just
put
it
down.”
窗外，叁月的纽约依旧灰白，城市喧嚣却像一部静音电影。
远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钟声敲过十一点，办公室里键盘敲击声愈发急促，仿佛在无声催促她重新上场。
她的银行卡余额是高的——不仅因为薪资，更因为每年8月1日都会有一笔数字整齐的“家族补助”到账，备注总是简短：
“from:
周宗炳”
她从未回过那封钱。
也不曾删过那行备注。
其实她并非从未考虑过开始一段关系。
来美国的第二年，她也曾试着打开自己。
朋友撮合过几次饭局，有法国人，温和幽默，也有美国同事，谈吐风趣，善于安排约会。
但每一次，她都提前结束晚餐，用工作或时差为借口离席。
她知道他们不明白她疏离背后的那道门，是如何沉重而无声地关上的。
对外国人，她本能地排斥——不是文化，而是情绪无法对接。
对华人，她更不愿靠近——那一点相似性反而成了困扰，她害怕他们从她言行间嗅出什么来，看穿她所有表面之下的那一点裂口。
她不是没想过尝试，只是到最后，所有可能的关系都成了一场她自己提前解散的会谈。
冷静、礼貌、无懈可击。
她甚至都懒得失望。
或许用周行砚的标准挑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