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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2/5)

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

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

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

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

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

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

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

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

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

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

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

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

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

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

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

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

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

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

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

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

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

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

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

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

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

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

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

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

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

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

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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