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有时候。
”
“什么时候？”
“和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我输了不给钱，他们赢了还要给我钱。
”
塞缪尔·费舍尔又嘿嘿笑了，他说：“作家们都是一路货色。
”
我惊讶地发现塞缪尔·费舍尔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没有一丝外国人的腔调。
如果不是看着他的脸，我会觉得是在和一个中国人聊天。
我说：“费舍尔先生，你的中文说得真好，你在哪里学的？”
“中文？”塞缪尔·费舍尔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有学过。
我倒是见过，中文是很神秘的语言。
”
“你现在说的就是中文。
”我说。
“我一直在说德语。
”塞缪尔·费舍尔认真地看着我，“余先生，你的德语说得不错，像一个地道的法兰克福人。
”
“不！”我叫了起来，“我一直在说中文，我根本不会说德语。
”
在巴德伊舍的这个下午，奇妙的事情正在发生，塞缪尔·费舍尔说出的德语来到我这里时是中文，我说出的中文抵达他那里时是德语。
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梦中也没有过。
“真是奇怪，”我感叹起来，“我说中文，你听到的是德语；你说德语，我听到是中文。
”
“你们这个世界里的人总是大惊小怪。
”塞缪尔·费舍尔用手指的关节轻轻敲打着圆桌灰蓝色的那一面，表示这个话题结束了。
随后他再次说：“我是一个渔夫，给我讲讲你的捕鱼故事。
”
“好吧。
”我同意了。
我首先向塞缪尔·费舍尔说明，我要讲的不是渔夫的捕鱼故事，也不是牙医的捕鱼故事，而是一个中国孩子的捕鱼故事。
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正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成长，一条小河从我们的小镇中间流淌过去。
小河里没有捕鱼的故事，只有航运的故事，捕鱼的故事发生在乡间的池塘里。
当时我家还没有搬进医院的宿舍楼，还居住在一条小巷的尽头。
我在夏天早晨打开楼上窗户看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几个池塘散落在那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是田野的眼睛。
我们小镇四周的田野里有不少池塘，夏季常常没有雨水，干旱的稻田就需要池塘里的水来灌溉。
童年的夏天在我记忆里炎热和无所事事，如果传来水泵的抽水声，那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这些穿着短裤背心的男孩向着水泵发出的声响奔跑过去，团团围住正在抽水的池塘，看着池水通过水管流向近旁的稻田。
那时候的池塘仿佛正在下沉，当水面逐渐变浅时，水中的鱼开始跳跃了，我们在岸边欢蹦乱跳，我们和鱼一起跳跃。
池水越来越浅，池底的淤泥显露出来后，鱼儿们在残留的水里还在努力跳跃。
我们这些男孩将身上的背心脱下来，一头系紧了变成布袋，踩进池塘的淤泥里，把鱼一条一条地抓进用背心改装的布袋，这些鱼还在拼命挣扎，从我们手里一次次滑出，我们再一次次地抓住它们这不是捕鱼，这是捡鱼。
我和哥哥各自提着装满背心布袋的鱼回到家中后，不是马上将鱼放进水缸里，而是找来两根绳子，将绳子从鱼嘴里穿进去，从鱼腮处穿出来。
然后重新穿上沾满鱼鳞的背心，我把穿在绳子里的鱼斜挎在身上，我哥哥则是提在手里，我们两个大摇大摆地走向了父母工作的医院。
我们得意洋洋，我们背心上沾着的鱼鳞在阳光里闪亮，很像现在那些明星们亮闪闪的衣服。
我斜挎在身上的鱼有十多条，我觉得身上像是斜挎着子弹匣子，我的双手一路上都在做出冲锋枪扫射的动作，嘴里“哒哒”地叫个不停。
有几条鱼还在挣扎着用尾巴拍打我的身体，我只好暂时停下嘴里扫射的“哒哒”声，命令它们“不许动，给我缴械投降”。
我哥哥相对沉稳，面对街道上人们惊讶的啧啧声，他昂首阔步，一副趾高气扬的表情。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人们一年里难得吃上几次鱼和肉，看到两个男孩身上挎着和手里提着三十来条大小不一的鱼，街上的行人羡慕不已，纷纷走过来打听是从哪里捕来的。
我的嘴里正忙着“哒哒”的冲锋枪扫射声，我哥哥回答了他们。
他们急切地问那个池塘里还有鱼吗，我哥哥一脸坏笑地欺骗他们说还有很多鱼。
他们有人开始向着那个池塘的方向奔跑，可是迎接他们的只有池塘里的淤泥了。
我们炫耀之旅的目的地是医院，我们的父亲正在手术室里忙着，我们走进了母亲所在的内科门诊室。
正在给病人开处方的母亲看到我们满载鱼儿进来，自然是笑容可掬，同时抱怨我们背心上都是鱼鳞，说她清洗时会很麻烦。
坐在母亲对面的医生只有一个女儿，十分失落地说她要是有儿子就好了，儿子会给她捕来很多鱼，而她的女儿只会吃鱼。
我母亲就让我哥哥给她几条鱼，我哥哥解开绳子，慷慨地取下了五条鱼给了她。
她立刻喜气洋洋了，用了不少动听的词汇夸奖我哥哥，还说等她女儿长大了就嫁给我哥哥，弄得我哥哥满脸通红，伸手指着我连连说：“嫁给他，嫁给他”
塞缪尔·费